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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了寻求信任，经销商还会广撒网，以极低的门槛——交一两百元免费天津游，不买东西也不亏——拉着有兴趣的人进行总部参观。在这里，参观金碧辉煌的总部，高大上的肿瘤医院，一路宣讲创始人的种种辉煌历史，各种社会头衔。文化长廊里会列出创始人参加各种公益捐款，无论医院还是总部墙上都会贴满各种语录，以及与各种名人的合影，让名人来为权健产品背书；而其投资的权健足球队，也成为其合法性的一个背书。

张忆东：首先，2020年相对于美元资产，我们更看好中国股、债的表现。在资产选择上，更倾向于人民币资产。其次，关于中国的股、债的配置，我们认为2020年股票的性价比更高，股优先于债的配置关系可能是中长期趋势。最后，股市中寻找有一定周期属性的先进制造业核心资产，性价比将强于直接交易商品。

不同于需求侧的宏观调控改革开放以后，一些重大改革都和供给侧有关。例如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，把亿万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，并且把劳动力腾出来转到城市，这是农村的生产力、农民的生产方式的一种供给。又如推动个体户、民营企业发展，从割资本主义尾巴变成中国经济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，这是一种企业供给。搞经济技术开发区、搞特区是一种营商环境的变革，这是一种制度供给。

记者曾就该问题咨询过银行业内人士，得到的回复是，“银行有可能会有管理问题。但如果是和控股股东签订了合同，只要客户没有正式申请关闭这个业务，扣划资金就没有问题。”巧合的是，就在7月18日，康得新更正了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部分财务数据，其中就涉及到利息收入数据的更正。

财政的科研投入，常被用来衡量一个国家推动创新的决心。财政部数据显示，2017年中国财政支出中，用于科学技术的支出为7286亿元，比2016年增长11%；支出总量是十年前的3.4倍。这笔不菲的经费，通常以科技规划为平台，流向大学和国有科研院所。杨玉社就很少有来自经费资助方的困扰，与创业公司的境遇不同，他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、科技部、中科院等机构，都能拿到源自财政的科研经费。

但姆努钦却不依不饶，声称中国“太富了”，不适合这种援助，“中国通过‘一带一路’基础设施建设，向穷国提供了数千亿美元的贷款。”美国参议院金融委员会主席格拉斯利（Chuck Grassley）周四表示，美国国会应该干预世界银行的计划，“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，其人均收入已经大幅超过接受世界银行援助的各国水平。”